遊俠 Marksman story

        以“爭於氣力”爲時代特徵的戰國時代，把春秋時期早已存在的列國紛爭的局面公開化、激烈化、深刻化了。七個實力大致相等的政權兼併了大大小小百余個諸侯，公開地直接地在中國的土地上進行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和人才的激烈競爭，竟然造成了中國歷史上極爲輝煌的文化景觀。武俠階層才離母腹就碰到了這樣一個群雄並峙、百家爭鳴、崇能惜才的大好機遇。空前廣闊的歷史舞臺和靈活有效的社會機制，使得武俠階層迅速地發育和成熟起來，成爲戰國時代一支極其活躍的社會力量。

        戰國社會風氣的劇變被王夫之稱之爲“古今一大變革之會”的戰國時代，給武俠階層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社會條件。春秋末期，公室衰微，政在大夫，三代以未的社會制度崩壞殆盡，作爲社會基層的中國農村也發生了大振蕩。當時，“公田不治”，私田大增，産生了一批又一批以一家一戶爲生産單位的個體經營的自耕農，並獲得了諸侯各國法律上的認可。西元前594年魯宣公宣佈實行“初稅畝”，這種廢除“籍法”、公開按畝徵稅的法律制度，實際上確認了私田的合法性和所有權。到了戰國初期，中原各國普遍採用類似的從土地的實際擁有者的手中按田畝數目計稅徵收的法律。自耕農的産生及其法律地位的承認，把他們從准軍事性的居民組織中解脫出來，獲得了自由民的身份。這樣，便爲以農民爲生體的乎民階層提供了比以前多得多的發展機會。稍有餘裕，他們的子弟既可以遊學習文，也可以從師練武。由於有居住和遷徙的自由，學成後他們能在列國間往來，戰國說士和遊俠的存在這才有了社會條件。著名的說士張儀原先是個貧民，曾被人懷疑偷盜玉壁而遭毒打，後以連橫之說取得秦惠王的信任，從千民一躍而爲秦國的丞相，這在春秋時期是不可想像的。

        戰國時代使武俠迅速發展起來的另一個社會條件是城市的興起。戰國以前，中國城市的規模不大，所謂“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出。而且那時的城市只是作爲政治權力的象徵而存在的，正如史書所說，“凡是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除了統治者及爲他們服務的家臣、百工、衛兵，一般的平民是只准居住在城郊和野外的。到了戰國時期，人口的自由流動使得大量的平民從農村流向城市，商業和手工業的發達又使得這些生活在城市的平民有了就業和謀生的可能。當時，“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湧現了一批大城市。像齊國的都城臨淄，城內居民達七萬戶，城內“車輯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決成幕，揮汗成雨”，多華之狀，可想而知。此外，如趙之邯鄲，燕之琢、薊，魏之溫、積，韓之滎陽，楚之宛、陳，也都是“天下名都”。這些新興的大城市，位於交通要衝，道路四通八達，來去方便。它們既是政治中心，又是商業和文化中心。上面提到的齊國的首都臨淄，有熱鬧的街市莊、嶽，“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築彈琴，鬥雞走犬，六博歙鞠者”。臨淄稷門附近的“稷下”地區，聚集了幾千名遊士講學論辯，成爲全國的學術中心。

　　戰國時代城市的興盛，使得武俠有了聚集、交往和活動的中心。戰國時代的著名遊俠，大都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裏存身和活動。如力士朱亥是魏國都城大梁“市井鼓刀屠者”。他與另一名看守城門的俠士侯贏交往，以後又通過侯贏結識了“戰國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爲其盜符教趙出了力。這一切都是在大城市裏發生的。戰國著名遊俠荊柯在邯鄲與武俠魯句踐比武，在榆次與武俠蓋聶論戰，又在燕國都城薊與屠狗者高漸離及田光交遊。這一切也都在城市裏活動。城市衆多的人口、複雜的居住狀況及有利的就業條件使得犯了罪的遊俠有了深藏之處。

　　遊俠聶政本來是魏國人，因爲“殺人避仇”，攜著母親、姐姐到齊國，在城市裏以屠狗爲生。荊軻刺秦工失敗後，他的好友高漸離爲了逃避秦王的追捕，躲在宋子縣，變更姓名，在酒店裏“爲人庸保”，潛伏下來，伺機復仇。如果沒有發達的城市，這樣做是不可能的。戰國的遊俠主要是在城市裏活動，可以說，是城市生活使武俠脫離了原始形態，迅速地成熟起來。

　　戰國時代波橘雲詭的外交與政治鬥爭，慘酷激烈的兼併戰爭，布衣一言而爲卿相的社會現象，以及商業和大城市的發展，使得民間質樸、淳厚的風氣受到極大的衝擊。當時的一個不良社會風氣就是不擇手段、求富圖貴。戰國一些大城市，如洛陽，民風尚“治産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爲務”。平民之所以務商棄農，是因爲“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淳樸的民風變得乖巧了。秦國的權臣呂不韋原是個投機商，他靠“販賤賣貴”而“家累千金”。後來，他不滿足于當巨富大賈，把商業上“奇貨可居”的投機方法運用到政治上來，因爲做買賣僅盈利“百倍”，而“建國立君”可以盈利“無數”，“澤可以遺世”。

　　他把賭注下在秦“質子”公子異人身上，後來異人登位，呂不韋也就一舉而爲秦國權臣。說士蘇秦早年出遊數歲，大困而歸，受到父母妻嫂的冷遇，於是引錐刺股日以繼夜研讀《大公陰行》之謀。後終於封相拜爵，衣錦還鄉，父母郊迎，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蛇行匍伏，自跪而謝。蘇秦問嫂子爲何前踞而後恭。嫂子回答說：只因爲您“位尊而多金”。蘇秦不由感歎說：“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貴，蓋可忽乎哉！”以上兩例，可見當時社會風氣之一斑。其社會心態恰如孟子當年所指稱的：“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右其死”。

　　戰國另一個社會風氣就是以利相交，不講情義。齊國的盂嘗君門下有食客三千，孟嘗君失勢後紛紛離去，重定後又都重新回來，毫無慚色。孟嘗君很是忿然。門客說：“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接著，門客以市民去市場購物爲例。人們早晨去市場“側肩爭門而入”，日落後，過市門“掉臂而不顧。

　　門客解釋說：人們之所以這樣做，不是因爲喜歡早晨的市場而討厭日落時的市場，而是由於日落時他們所要購買的東西已無法買到了。孟嘗君茅塞頓開，表示：“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像這種“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的勢利之交，居然被認爲是“事之固然”。難怪當時要有這樣的民諺：“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出這也是戰國風氣的一大轉變。

　　戰國社會風氣的又一表現是重才不重德。當時不少知名人士品行不佳。說士張儀在人們心目中是“貧無行”之人。他被人當作小偷毆打後，妻子勸他“毋讀書遊說”。他問妻子：“視吾舌尚在不？”妻子笑道：“舌在也。”張儀說：“這就足夠了。”仍繼續去列國遊說。另一位說士蘇秦，《史記》說他“獨蒙惡聲”，爲世所垢。他在燕國受到燕易王的厚待，卻與燕易王的母親私通。燕易王發覺後待蘇秦更好了。蘇秦心懷鬼胎藉故逃到齊國去了。至於像龐涓斷孫臏雙足、須賈讒害范騅、李斯毒死韓非一類因妒忌而賣友、爲爭寵而相殘之事，當時史不絕書，而且大都爲有才氣的文士；蘇秦六國封相，張儀在秦、魏爲相，龐涓執掌魂國兵權，李斯在秦執政數十年，可見戰國世風唯才是用，不問德行。

　　明確了戰國時代的社會風氣的變化，就能理解武俠階層的作爲。武俠階層所尊奉的行爲準則恰好與當時的社會風氣背道而馳；戰國世風不擇手段、求富圖貴，武俠扶危濟出、厚施薄望；戰國世風以利相交、趨炎附勢，武俠輕命重氣、貴交尚信；戰國世風唯才是用、不問德行，武俠好俠尚義、崇尚氣節。正因爲戰國世風急轉直下，如決河崩堤，武俠才獨立特行，以對抗社會的姿態、取極端的行爲引起世人的矚目，以圖造成心靈的振動，挽狂瀾以既倒，而當時的儒士卻已完全捲入到追名逐利的時代旋渦中去了。俠所負載的是一個古老而淳樸的文化傳統，他們的價值觀念顯然和戰國的世風是格格不入的；而儒所負載的，則是一個年輕得多的文化傳統，它易於在戰國世風的轉變中迅速地調整與變更，以適應新的時代。從儒家思想的本體看，它是體現實踐性格的所謂“只體理性主義”的觀念體系。它強調“經世”、“致用”，思想內涵本身又頗具彈性，其基本思想語彙如“仁”、“道”、“禮”等具有多樣解釋的可能性。因此，它作爲一種文化精神，有較強的自我修復和順應世變的能力。這就是爲什麽儒文化在以後漢民族的文化選擇中獨佔鰲頭的根本原因。俠所負載的是史前時代質樸的尚武傳統，它源於我們民族的種族根性。

　　它的素樸和曠悍的特質使得這種文化在時代的大轉換中顯得凝重而又執著。試將春秋時期的專諸、要離和戰國未年的荊軻、高漸離間數百年不移的俠士品格，與孔于及其門徒子貢、冉有的師徒兩代人不同的行爲方式相比，就可以看出俠與儒所各自負載的文化傳統性質上的巨大差異了。

　　與儒奉行“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處世哲學不同，戰國時代的俠是一批幼稚而又執著的理想主義者。爲了抵禦隨著社會文明的進展而急劇轉變的社會風氣，他們堅守固有的行爲規範和道德準則，井通過結党連群的方式，在熙熙攘攘的社會中劃出一個特定的空間，成爲他們可以較自由地按照自身的意願生存和活動的天地。在戰國時代，能爲武俠進一步提供這一特定生存空間的，是日益興盛的養士之風。